所谓的劳务派遣，即劳动力租赁，由派遣机构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并支付报酬，把劳动者派向其他用工单位，再由其向派遣机构支付一笔服务费用。 而劳务派遣工指的就是被派遣的劳动者。

采取劳务派遣有两大的好处，一是让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突破用工编制的限制，二是为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管理、社会保险办理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降低管理成本。劳动者的工资、社会保险待遇，实际上等于也是由用人单位承担的，它们支付的费用当中，包括这笔开支和劳务派遣公司的服务费。

假如你与甲公司签有劳务合同，你就是甲公司的劳务工；你被甲公司派到另一个乙公司参加劳务，享受乙公司的报酬。

国有企业失业人员与劳务派遣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后，就成为劳务派遣企业的职工。根据国家规定，所有企业都必须为职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因此，国有企业失业人员到劳务公司再就业后，劳务公司必须为其缴纳五项社会保险费用，即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的基数为：低于自治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按60%缴纳；高于60%的，以应发工资作为缴费基数缴纳。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的缴费基数为：低于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按60%缴纳；高于60%的，以应发工资作为缴费基数缴纳。冬季停工期间，由单位和个人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

根据国家和我市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在同一非公有制企业就业满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合同工龄的职工，企业和职工个人都必须缴纳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归职工个人所有。企业和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基数为职工本人应发工资，缴费比例不得低于工资基数各5%的最低标准。本市国有企业失业人员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时，已经将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的住房公积金退还给了本人的，这次实现再就业后，自建立劳动关系之月起，重新为每个再就业人员建立住房公积金专户。

近几年，“雇人不用人，用人不雇人”的用工模式风靡全国，这种模式中所说的“人”，就是指“劳务派遣工”，他们与劳务中介公司订立劳动合同，中介公司再与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也就是说，中介公司负责把工人“雇佣”给公司“使用”，用人的不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的不实际用人。

本月初，云南省会泽县的130多名工人顶着刺骨的寒风，到云南省总工会的大门口静坐上访，他们本是云南驰宏公司2006年以前招的一年一签的农民合同工，2007年公司将他们的劳动关系由劳动合同转为了劳务派遣合同，随后，工人们各项福利待遇大幅下降，沦为公司里的“二等公民”。

事实上，这样的劳务派遣工，在铁路、民航、通讯、金融等系统里也大量存在。某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在生产一线拼命干活的，多半不是正式合同工，比如电力公司，寒冬在铁塔上敲冰的是劳务派遣工，猫在空调房里看报喝茶的是正式工。虽然劳务派遣工的工资只有正式职工的几分之一，但毕竟是在垄断企业里打零工，在一岗难求的时代，虽然同工不同酬，甚至多工少得酬，相比其他行业也许已比较满足了。

但那些在非垄断企业的劳务派遣工们，他们的薪酬水平并不能像电力、银行部门那样“水涨船高”，而因为并不跟企业发生直接合同关系，他们按劳动法本应得到的很多权益却被无情剥夺了，像云南驰宏公司的这些工人被“变”了身份后，没有了企业年金，没有了住房公积金，甚至连一年一度的健康体检也没有了。 [1]

新《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而像云南这些工人年复一年地在这家公司一线干活，显然不符“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那么，其按“劳务派遣”来用工显然是违法的，是彻头彻尾的“逃避”而非“规避”。而现在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机关事业单位，都存在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的现象，只能说明劳动法成了摆设。

“劳务派遣”这种玩名称的把戏，是种严重剥夺劳动者权益和尊严的“创造”，这样的恶行泛滥成灾，显然是因为相关法规缺乏执行力。随着劳动力市场由“买方市场”逐渐向“卖方市场”转化，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会进一步觉醒。而那些漠视劳动者正当权益的用工单位，也终将因短视而受到惩罚。

上海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首次大会发言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讲话中，直指不能用低廉的劳动价格来取得企业高利润，造成社会和谐发展的隐患， “在这个问题上，工会的声音应该再大一点。”

市总工会在发言中指出，劳务派遣工占企业全部用工人数最近两年呈上升趋势，其中，制造业比例最高，占43.6%。

劳务派遣分布广，几乎遍布各行各业，在企业叫做 “劳务派遣”，在机关事业单位叫做 “人才派遣”，许多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大学生也被纳入到劳务派遣工行列。这会导致 “同工不同酬”、劳动纠纷多发频发。不良企业竞相效仿，从而影响劳动者的技能素质提升，制约上海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会导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失衡，加剧劳动者的就业不稳定性和危机感。

市总工会建议，政府部门要通过调查，全面了解本市劳务派遣用工的现状、特点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进行执法检查和清理整顿。此外，尽快制订 《劳务派遣用工实施办法》，或者对 《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予以修订，明确劳务派遣的准入岗位、期限、比例、待遇等。

“总工会的发言我很赞同，首先来呼应一下。”讲话一开始，俞正声就提到了劳务派遣用工的问题。他表示，应控制公务员工资的增长速度。相比这些人群，本市还有很多低收入群体。比如，退休工人的工资水平还不及北京，外来务工人员每月工资按正常出勤算，也才刚过最低工资线。

“目前，不少大型企业都是用这些工人低廉的劳动价格，来取得企业利润。这种利润是虚假的，将造成社会和谐发展隐患，也会加大社会矛盾。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为代价、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俞正声态度明确： “目前这种劳务派遣的制度是非改不可的。上海在这个问题上，应率先出台有关措施。”

俞正声指出，有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行动迟缓，顾虑太多。先拿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 “开刀”，率先带头试点。 “否则上海工人阶级的产业大军和所积累的社会矛盾，会更突出。”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工会同志声音应该再大一点。大家都有点声音，可能更容易统一思想。”书记最后的诙谐表达，获得全场委员一致掌声。

此外，他还建议，针对产业工人骨干力量户籍引进制度的口子还开得太小。 “他们天天在创造财富，却没有融入上海城市生活的主体。”

市科协:浦东率先试点人才创新实验区 　　

本市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的引进，正受到国内许多城市特别是周边省市的严峻挑战。市科协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应为上述人才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不妨在浦东率先试点人才创新实验区。

近年来，本市相继出台一系列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政策。不过，这些人才队伍仍存在结构比例失调、分布不合理的现象——高层次领军人才的数量总和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名列前茅，但领军人才所占比例却很小。上海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缺口大，特别是各类企业中缺少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上海九大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再来看周边省市实施的 “人才争夺战争”，同样对上海造成很大压力——江苏省大力实施 “333”人才工程和引进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计划；浙江省连续15年实施 “151人才工程”，战果显著。深圳实施新一轮的 “孔雀东南飞”计划，设立 “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引进中心”，定期发布当地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重点转移，人才需求类型等各种信息，建立起吸引人才的长效机制。

建议加快建设浦东国际人才创新试验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列为先期重点建设的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对在 “人才特区”内创办科技型企业的领军人才、高端科技人才，政府要运用政府中小型企业发展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高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加大扶持力度，对有特殊需求的优秀人才，采取个案处理等特殊办法予以解决。在 “人才特区”内，对科技领军人才、高端科技人才的居住证、居转户、直接入户人才引进政策采取更为宽松、灵活的办法。还可在住房资助、医疗服务、子女教育等方面重点倾斜，为人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委员屠海鸣:借鉴香港对建筑火灾风险分级 　　

今后遇到重大火灾，是否能针对建筑予以风险分级，按级别规定出警事件。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侨联副主席、香港豪都有限公司董事长屠海鸣在大会发言中，以1996年香港“11·20”火灾为例，为上海提供了借鉴。

1996年11月20日下午4时49分，香港九龙弥敦道嘉利商业大厦大火，直至次日下午1时47分才将大火扑灭。大火烧死41人、伤80人，其中一位消防队员死亡。

大火前，由于政府部门各自为政，未能对突发事件进行迅速协作和履行职责。此后，港府设立应急事件处理的相关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共设置了三级指挥架构。一级指挥机构，由警察、消防、地方政府、医疗救护等组成，并由这些部门中职位最高的官员组成，主要负责对事件迅速作出处理意见，领导、指导和协调下级机构立即控制和解决重大事件；二级机构由供水、供电、供气、铁路、港口、通讯等相关部门组成，主要负责对事件的管理协调，将处理意见报告一级机构，并担负事件过程中整合各相关机构的资源配置，处理善后及恢复工作；三级机构，由最基层的民援队、志愿者等民间人士组成，这些人员主要担负对事件现场的处置。

根据1968年出台的《调查委员会条例》，香港有史以来的第11个调查委员会组成，对嘉利大厦进行独立调查的任务由法官胡国兴执行。胡国兴用3个月时间，交出了一份很详尽的报告。报告对大火的起因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分析：由于电焊工思想麻痹，导致电焊火花燃着垃圾，迅速向上燃烧。面对质询，每个“被点名”的部门都给出了十分具体的回复。

大火后，港府决定香港消防站点的规划建设由香港消防处的策划组负责。按照规定，消防站点的建设与城市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发展，每新建一个消防站，地政署即向消防处询问新建标准，提早订购车辆装备。

目前，全港已有消防站70个、水上消防站6个，有救护站29个。香港政府还趁此机会，设立香港火灾风险区。风险区是根据规划区域内人口居住密度、土地发展密度、建筑物高度与土地用途指标综合评分划分级别大小。大于25分为甲级，消防车达到该区域边缘为6分钟；20-24分为乙级，消防车达到该区域边缘为7分钟；15-19分为丙级，消防车达到该区域边缘为9分钟；10-14分为丁级，消防车达到该区域边缘为23分钟。火灾风险区经实施后，现在香港全年平均共接火警40000起，其中89.17%的楼宇火警，消防车在6分钟以内就到达了。

农工党市委：政府财政拨款防治土壤污染 　　

农工党市委在发言中提出，必须借鉴世博会修复土壤污染范例，从政府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用于污染防治。

土壤污染的特点很像前期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名称有点像——《潜伏》，搞“地下工作”。

目前，本市在治理土壤污染治理和管理方面存在专项法律法规空白、污染状况不清、监管能力薄弱、修复技术落后、资金来源匮乏等多方面问题。

世博会的筹办为工业用地土壤污染修复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世博规划区域总面积约75%为企业旧址，为此专门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完成了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估，并由此确定了土壤修复范围和方案。实施修复工程后，园区内原污染地块土壤的各项监测因子均已达到国家 《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的要求。

为此，建议建立符合本市土壤污染防治特点的法规、标准体系。建立起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种类、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的地理信息系统；逐步建立完善各级监测网络，定期公布相关信息，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建成调查、评估、修复、利用等监管体系。

政府应提高财政资金用于土壤污染防治技术研发的比例，鼓励企业自主开发，从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污染防治。